张尔岐认为《仪礼》一书，是讲社会的礼仪制度和思想的，而礼仪制度和思想具有十分重要的社会功用，能够规范社会秩序，调谐社会关系，制导社会有序存在和发展。讲究和施行礼仪，是关乎治国安邦定太平的大事，不可等闲视之。他研读《仪礼》的浓厚兴趣和动力，就是来自于他的这种社会责任感。
　　张尔岐研读《仪礼》困难多多，首先是没有上佳的注疏本可供参考，虽有郑玄注、贾公彦疏的《仪礼注疏》，但是郑玄的注释，文字简古，并不比《仪礼》的经文好懂;贾公彦的疏文漫衍繁琐，使人读来不得要领。至于坊间流布的本子，更是俗陋不堪，谬误百出，不值一读。其次是无有师友可与切磋研讨，偶尔向人谈起《仪礼》时，不是引来耻笑，就是有人好心相劝不要费力不讨好。又加年代久远，《仪礼》在流传刊刻中，变得经文与注疏有些地方混淆一起，读来更是如坠五里雾中，久久难见分晓。

　　在重重困难中张尔岐读《仪礼》，读不通时只有暂且放手，放手后又心有不甘，便硬着头皮再来读。就如此读读停停，停停读读，屡读屡停，屡停屡读，历尽艰辛，甘苦备尝，以百折不挠的精神，坚持读了三十年。到五十九岁的时候，他挟三十年来所积蓄的功力，集中六个月的时间奋力攻坚。天道酬勤，工夫不负苦心人，他终于融会贯通，拿下了这座堡垒，攀上了前人所未达到的高峰。当他读得深入进去的时候，就沉浸在先圣们所描述的那种施行礼仪的意境之中，好像见到先圣们那忠厚诚恳的虔诚态度，一俯一仰地打躬施礼的样子。这时自己也心向往之，竟如也戴上那种高冠，腰中垂下那种大带(绅)，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，而忘记了自己的粗俗卑下。

　　他将《仪礼》理清了经注，定其句读，删节了繁琐的疏文，选取了明注。遇有疑义，深思熟虑，反复推敲，然后根据自己的见解予以判定。他整理自己研读的心得，著成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，为后人阅读《仪礼》打造了津梁，于人俾益匪浅。他还考订了监本《仪礼》脱误二百余字，石经《仪礼》脱误五十余字，写成了《仪礼监本正误》和《仪礼石经正误》两篇文字，附在了《仪礼郑注句读》一书之后。监本《仪礼》是历代国子监(中央国立大学)勘定的版本，与石经《仪礼》都是权威的版本，而张尔岐能考证出它的脱误，足以见他读书的精深和治经功力的深厚。后来到乾隆时期，阮元奉旨校勘石经《仪礼》时，既吸收了他所研究的成果，他也受到了乾隆的夸赞。

　　《仪礼郑注句读》问世后，受到了学界如潮的好评。明清之际著名学者顾炎武读过后为它写了序言，称此书“根本先儒，立言精当。”又在和朋友论学时称：“独精‘三礼’，卓然经师，吾不如张稷若。”山东省按察使陆耀于济南为他建起“蒿庵书院”，在碑文中称他为“经师”。张尔岐之所以被称为“经师”，的确是因为他研治儒经取得了超众的成就，因而实至名归，当之无愧。

　　所谓“人师”，是说他品德高尚，学识渊博，是一位堪为师表的塾师。张尔岐入清之后绝意仕进，在家做起了塾师，教授乡里。由于他的道德学识十分受人称赞，因而乡里们都争先恐后地把子弟托付于他，请他教诲。他也不负大家的重托，尽心竭力地教授和培养学生。

　　他的教育理念是奉行的孔子的教育思想，诸如“有教无类”、“因材施教”、“学思结合”、“温故知新”等等。他对学生的态度也是像孔子那样“温而厉”(既温和又严肃)、“威而不猛”(虽有威严，但不蛮横)。他做教师的仪态是模仿了他的老师陈苍屏(今垛石镇码头村人)先生：衣饰整洁，稳重大方。他注重教给学生真学问，真本事，虽然也教“八股文”供学生应试，但重点还是教学生读“圣贤书”，行“圣人之道”。他教出了许多优秀的学生，如英年早逝的俊才马眉甫，如后来官居康熙朝刑部尚书的艾元徵，又如不慕荣华富贵、居家读书著述的艾元衡(艾元徵之弟)等等。

　　张尔岐的节操、品格和德行最受人称道。他富有民族气节(见后文)。他孝敬父母，是出了名的孝子。父亲张行素(字龙溪)做过小官，后辞官归田。他的一家亲戚李某吃了官司，受刑不过逃走，结果连累了邻居和亲友。当时济阳的代理知县见张家富有，便蓄意株连张行素，以借机勒索。张尔岐苦劝父亲离家躲避，自任其事，以身相代，结果被陷入狱中俩月，幸有县学师生与合县士绅及致仕在家的名流，一力为其辨白，并上诉府、省，终至洗雪冤情。

　　崇祯十二年(1639)，父张行素为清兵所杀，尔岐痛不欲生，不仅始终誓不仕清，而且终生不穿采色衣服，不食甘肥饭菜，不欣赏欢娱音乐。母亲郭老夫人有丧夫失子(三子尔徵被清兵掳去下落不明，传说遇害)之痛，尔岐百般劝慰，并与弟弟像孩童一般承欢膝下，以求尽快抚平老人受创之心。老人常常患病，尔岐钻研医道，精通岐黄，在解除老人的病痛之余，也为乡邻治病。

　　张尔岐十分关爱弟弟。兄弟四人他为长，二弟尔嵘双失目，三弟尔徵遇难，四弟尔崇年幼。当兄弟三人分家时，尔岐自择下等田产，在乡里中成为美谈。终生代二弟尔嵘缴纳田赋，临终前还叮嘱儿子继续如此，直到尔嵘寿终。

　　张尔岐淡泊为志，不慕荣利。他说：“世间矜贵艳羡之事皆无益于身。”(《蒿庵闲话》第二四九则)他以为富贵者夸耀于人，自高自大;贫穷者羡慕富贵，孜孜以求，这对自己都是无益的，不能完善自己的人格。他言行一致，一生从不攀援权贵。他的学生艾元徵身居高位，对业师始终怀有敬爱与感恩之情，时时想在各方面帮助和报答老师。但是，也许因身份地位不同，也许不愿担负与权贵交往之名，尔岐仅是同艾元徵保持了一般的师生关系，对这位显贵的弟子“未尝丝毫干贷”(乾隆《济阳县志·张尔岐传》)，毫无所求。相反，倒是与艾元徵那位淡泊名利、居家著述的弟弟艾元衡交往亲密，过从频繁。

　　康熙十二年(1673)，张尔岐应山东布使施天裔之邀，参与了《山东通志》的编写，事成后不受奖酬而归。

　　张尔岐被誉为“人师”，不仅因为他是位塾师、传播文化知识的使者，更重要的是因为他的品格高尚，洵为人的师表、楷模。(待 续)

　　作者系县志办退休干部